工人活动的热潮反复掀起，马共和英殖的矛盾日益严重，英殖当局怒火中烧，3月初，臭名昭着的“紧急法令”颁布，从此一股白色恐怖笼罩在马来半岛，除了大资产阶级，其他人皆被英国人视为疑似马共分子。
英国政府在法令颁布前便展开对纸媒的控制，水苓所在的报社被勒停，相关制报人员被当场抓捕，她因白天在华中上课而躲过一劫。
在班级点名的时候，发现有个经常早到的孩子没来上课，水苓作为老师不免疑惑，问了一下和他关系好的一个男同学。
那个男同学课后在水苓的办公室里，刚开口就哭了出来，吸着鼻子抽噎说：“老师……尹建润他被花旗杀了，就在昨天……”
水苓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：“怎么回事？他一个才上初一的学生能犯什么事，怎么会……”
“我昨天和尹建润一起走，我去小卖部里买东西，尹建润在外面等我，路过两个花旗军，他们问尹建润哪里有姑娘，尹建润说不知道，然后他们就对尹建润开了枪……”男孩哭得肩膀耸动，抬不起头，不断抹泪，“我没敢出去……对不起……老师，我、我……”
水苓拿纸给男孩擦眼泪，哽咽道：“不是你的错…这不是你的错……”
正在谈着话，突然地面雷动，森严又陌生的脚步声走上了教学楼，水苓一出门就被英军拿枪指着脑袋，听见他用英文说跟我过来，在办公室里的那名男孩也被英军一起带去班级里。
水苓看着英军给每个学生发了一本日记本，上面列了几项内容，诸如“每天上学时走哪条路”“乘哪辆车”“与什么人同伴”之类，连晚上和谁吃饭，家里有几个人睡觉这种事都要写在本子上，每天被英军检查。
在英军出门之前，水苓看见其中一个曾出席徐谨礼庭审的英军朝她恶狠狠地瞪了一眼，眼含蔑视和示威，像是在说：你凭什么反抗我们，你给我等着……
次日，水苓所住的宅邸被强行充公，英军再次否决了她的探视权，她带着女佣住到乡下去，每天步行一个多小时来华中给孩子们上课。蒙受学校照顾，在教职工宿舍给她挪了一个床位，午休时可以在学校睡一会儿。
同寝的一个女教师姓钟，还怀着孕，同时有一个两岁的小孩。水苓听闻她也曾参与抗日捐款活动，丈夫是小学校长。日军来的时候没有办法抵抗，一家躲进深山，两个孩子在雨林中得了感染病相继去世。本以为日军走了，日子能好过起来，没想到英国人回来，现在又得战战兢兢地活着。
水苓看着他们夫妻偶尔见面时会想起徐谨礼，不知道他现在在狱中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。
据说马共和英国殖民者起了武力冲突，闹大了之后，徐谨礼的案件又被拿出来重新审理。水苓四个月后才终于在法庭上见到他，徐谨礼走进法庭时精神状态明显不好，步伐不稳，手上有刺眼的新伤痕。
这时水苓明白了英国人为什么不杀他。
徐谨礼是马共的高层，在抗日战争中战绩显赫，他们要的是不曾像日本人低头的他在此向英国人低头，以此在华侨中达到心理战的作用。
他们折磨徐谨礼，折磨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群人。
如果他死，代表马共意志薄弱，也可以宣扬他因为曾经的污点畏罪自杀，无论哪一种，对于一直视他为精神符号的人都是一种莫大的打击。
而他不死，则要一直承受这样的折磨，没有人知道英军什么时候才会停止这样毫无理由的指控和暴行。
他肯定是知道这一点的，所以即使他的身体已经撑不下去了，他也要活着。
水苓上法庭，看见他瘦到有阴影的脸颊，以及被睡眠剥夺到神智恍惚睁不开眼要随时倒地的状态，一时未能忍住眼泪，被审判长要求不准在法庭上哭哭啼啼。
她擦去泪水，忍住哽咽，挺直腰杆，如同以往无数次说的那样：“我不认同任何对于我丈夫的指控，他是无辜的。”
这是一场漫长的斗争，只要他没死，她就会陪他走下去。
当晚她回到乡下的村庄，半夜里正睡着，忽然被人破门而入，英军高喊着：“全部出去！全部出去！”
惊恐和慌张笼罩在人的心头，水苓和女佣连外衣都未来得及穿好就被赶出门外，站在乡下一片空旷的草地上。
不到十五分钟，刺耳的枪声在躁动的黑夜中响起，她浑身一抖，回头看去，这时还没有出门的人被英军无故枪杀，倒在了家门口。
英军围成一个圈，拿枪指着圈里的人，其他的英军到村庄中进行“检查”，带着华侨的财物出来后，点起了火把，开始焚烧这一带的华侨居所。
冲天的火光，接连烧了一百多户人家，水苓她们所住的那间房屋也被烧毁，枕头下还有她任教几个月攒下来的工资，床底还有半袋米，家中的衣物和她教书用的教材等等，都被这一把火烧光。
有胆子的青年出声质问，为何要焚烧他们的家，被一枪击倒在地，家人伏在他身上哭嚎，也被接连几下枪响解决。
财产没了，家也没了。
乡下住的许多人都是小商小贩或者种植园工人、矿工、割胶工人这些来马来亚谋生的底层劳动者。水苓虽然不缺吃穿，也知道他们攒了一辈子才好不容易在这片土地上有个住的地方。
荒地是他们当初一锄头接着一锄头垦出来的，等开完荒不久就立法将他们踢开，说华人不可以在此拥有土地。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流离，为别人打工，终于有了个家之后，英军一把火烧起来，把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希望也都烧没了。
人像牲畜一样被英军赶上车，水苓能听懂英军呵斥他们不准说话，不准交谈，不准乱动。而其他人在一片恐惧中即使听不懂，也下意识再不敢吱声。
每个人在大卡车里紧挨在一起，连坐的地方都没有，许多人在车中被颠得呕吐。小孩因为恐惧开始哭叫，抱着孩子的妇人被英军拿枪指着头，恼火地大叫：“让他闭嘴！”
那个妇人似乎听不懂英文，蜷缩着发抖，但她能看出来英军是什么意思，别无他法，只好紧紧捂住孩子的嘴，不让他哭出声。
到了地方，一个个下车接受盘问，水苓和女佣都能听懂英文，知道英军在问什么，而听不懂的人被英军臭骂一顿单独分了出来站在一边。
“你是马共吗？你有没有参加过地下活动？你最近有没有见过共产党员？”
回答皆是没有，水苓故意将NO说得很大声并且摇头，暗示其他人按照她的方法来做。后面和旁边看见的人跟着她学，接着没有再被筛出去的人，而前面一批被踢出队的青年还有妇女被英军带走。
在快要进门时，水苓被一个英军拉住了胳膊：“慢着，你，过来。”
在上车后她就已经做好了随时被枪杀的准备，如果这是为了正义和坚持该付出的代价，她不后悔。
同时，还有一个念头在她心中燃起，要是她能活下去，她要将英军在马来半岛对待华侨平民的暴行撰写上国内外的报纸，告诉同胞们英帝国主义的丑陋面目。
她和其他一些同样发懵的华侨被英军带出去，站在空地里，遭遇无缘无故的呵斥，问他们这些老师知不知道哪里有地下工作者。
英军问了半天，没有一个结果，恼羞成怒，当场推了四个男青年出来，毒打一顿，那四个年轻人被打得口吐鲜血，英军没让他们回去，随后命令他们在空地上挖土坑。
大批的村民，大概二百来人，就是刚刚筛出来那批人，男女老少都有。水苓看见每个人眼中都有难以言喻的恐惧，穿着单薄的衣裳，在这漫长的黑夜中发抖。
当坑挖到一人高，四个青年又被英军命令站进自己挖的坑里去，他们站在外面，以一种嬉笑作乐的心态将土往里填埋。
当土埋到他们胸部时，水苓就发现有两个人已经快要不行了，脸色一青一白，口吐白沫，眼部抽搐上吊，是窒息将死之状。
在场所有人，包括她在内，无不暗中咬牙切齿，默默流泪。
果然，在那张“紧急法令”颁布后，英国人不装了，以妨碍英国政府统治为借口的种族杀戮从这个夜晚开始。
水苓回去后，被女佣拉到一边去赶紧抱着她给她取暖，她一边发抖一边说：“如果有人对你们做什么，你们就把我供出去吧，没有关系，我能理解。”
阿岚和小蕊各自埋在她肩头小声哭泣，摇着头。
水苓第二天出门看见屋子外写着集中营的英文，想起了之前在抗日期间外国人和日军宣扬中国人为“东方犹太人”的言论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奥斯维辛。
男女老少都关在一个屋子里，地板很潮湿，只能坐卧着，地方不够大，谁都无法好好躺下休息。
每天都有不同的人被带出去强制劳动，水苓和其他人一起轮流替英国人劈柴、清洗衣物、擦地板、打扫房屋、倒马桶、做做针线活之类，要是做不好还要挨打受骂。
干了一天的活，英国人也不让他们吃饭，上午只有一蛊茶，下午则给他们一小碟又脏又臭的糠以供充饥。
第二天强制劳动之后，一个家庭就被打散，英国人有意不让亲人关在一起，强迫他们去不同的集中营。水苓就是那天和女佣们作别，被关进了不同的地方。
这里有产妇因为怀孕期间干活而流产，水苓跟着徐谨礼学过一点医学知识，想要过去看看那个孕妇，被英军搡开，让她滚到一边去。
他们没有换洗衣物，也不能洗澡，很多人夜里冻得发抖。小孩没东西吃，大人不吃省下来给孩子吃，孩子也吃不饱，渴了只能喝冷水，抵抗力又差，经常肚子痛，在夜里哭闹。
集中营监管每天深夜必定会来巡视，故意大吼大叫，让人群惊恐，以啼哭声为乐。之后又谩骂哭闹者和小孩，不准他们张口。
那些刚出生没多久的小孩哪里懂，水苓看见很多孩子上吐下泻，整日发烧，心里难过，又帮不上忙。孩子的母亲心急如焚，向英军跪地求药，英军嫌烦，直接将母子分开关押。
被关押和强制劳动的第三天，英军找了一批人出去，让他们站在太阳底下暴晒。马来亚的白天非常炎热，很多人晒了一会儿就四肢发软，倒地不起。英军在人群中走来走去，高声问他们有没有见到马共，有没有参与地下活动。